盛洪：比经济衰退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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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导读】

近来承德当局没收合法收入100多万元的举动令人震惊，也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个案，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因为全国的地方当局与承德当局是类似的，都没有有效的权力约束。它们的倾向是一样的。从上海当局对巴黎贝甜罚款58万元，到“农管”遍地，手持农业部251项罚款的尚方宝剑……中制智库与您一起厘清这类事件背后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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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承德当局没收合法收入100多万元的狂妄举动震惊世人，也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程序员只是利用互联网在境外商业机构获得订单，并搜寻资源，以完成订单，竟被以“翻墙非法”罪名，没收其三年来全部收入。仔细看了该程序员的在网上的辩白，原来他连墙都没翻，因为他进行业务联系的网站不需要翻墙。但是他的辩解公安机关并不接受，还是以“翻墙违法”为由将他三年的辛苦钱没收。他继而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却被维持处罚（张翔律师，2023）。

这个事件值得警醒。首先所谓“翻墙违法”就是当局杜撰出来的“法规”。这是不少地方当局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对使用虚拟专用网络连接国际互联网的人加以干预甚至惩罚，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又以此作为法律依据。本来，设置所谓“防火墙”就是一种违宪行为。《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原则，自然包括自由获得信息的权利。

设立防火墙就是阻碍境内外的正常信息交流和自由表达。《国家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也承诺，“ 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促进网络接入普及，提升网络服务水平，为社会提供安全、便利的网络服务，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一个程序员通过互联网与境外公司建立商业关系，完成外包工作，以赚取收入，是完全合法的，也是他的正当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

然而，即使承德当局所谓“翻墙违法”成立，它也没有理由没收该程序员的收入。因为正如张翔律师指出的那样，虚拟专门网络不是“物理通道”。即使说使用虚拟专门网络是“翻墙”，正如该程序员自己辩解的，他也根本没有“翻墙”。他与之联系的境外公司网站不需要使用虚拟专门网络。但当地公安不顾事实，仍以“翻墙违法”，对他进行处罚。在对行政复议的“答辩书”中，该公安当局称该程序员在“家中使用电力设备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完全罔顾事实（张翔律师，2023）。

就算该程序员有如此过错，承德当局将他三年来的收入100多万元全部没收，似乎也违反了比例原则。就如闯红灯固然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但因此就没收汽车还是没有道理。看来，承德当局为了这笔钱财已经没有任何掩饰，不顾任何脸面，无视任何规则，几乎是明抢了。

这是一个孤立事件吗？有网友在承德财政数据中发现，“2021年罚没收入3.8亿元，占一般公共收入15.5亿元的四分之一，而到2023年，罚没收入猛增到8.39亿元，翻了一倍还多，占一般公共收入20.76亿元的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三年来罚没收入增长了4.59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增长的87%。财政收入增长主要靠罚没。”（北海散人，2023）

显然，百万元没收事件只是这个靠罚款增加财政收入的大战略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个案而已。在整个承德可能还有更多我们没有看到和听到的掠夺式罚款事件在上演。这个事件中，承德当局猖狂又疯狂的表现告诉我们，它已经如此作为很久了，并且没有遇到过什么障碍。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即使我们承认承德当局对该程序员的指控是合理的，它对他的惩罚也是没有依据和没有限度的。当地公安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只是“暂行规定”或“办法”，根本不是法律，且有违宪“部门立法”之嫌，相关条款的适用也极为牵强。没收100多万显然是它的利益冲动之举。

当它这样做时，它料想也不会受到任何约束。并且一旦罚款成功，被罚之款的使用也会没有任何监督。那些直接实施罚款的人或许还会获得奖励——否则他们哪来的动力。即使如这次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或许上级政府将其纠正——这是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也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惩罚。我们还没有听说哪个行政官员因为滥权侵害民众而受到惩罚的例子。

因而对于开出如此罚款的官员也是没有风险的。在下次适当的时机，他们还会如此行为。所以，政府权力机构倾向于罚款，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更倾向于增大罚款力度，就是一个系统性的错误。

说这是系统性的错误，就是说它不是个案，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因为全国的地方当局与承德当局是类似的，都没有有效的权力约束。它们的倾向是一样的。从上海当局对巴黎贝甜罚款58万元，到“农管”遍地，手持农业部251项罚款的上方宝剑，罚款已经成为权力当局继征税，国企垄断之后的进一步分割国民财富的利剑。然而，在经济下行之时，普遍的增大罚款力度会进一步恶化营商环境，打击企业和民众残存一息的市场动机，使经济进一步下行。

本来一国经济依赖成千上万的民众争取收入、改善生活的动机和努力。将他们创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用于公共物品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公共物品将改进市场环境和基础设施，使得市场运作更有效。但当权力当局拿得过多，超过一定比例，以致民众的生产和交易活动无利可图，他们的努力就会减少甚至停止，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衰退甚至崩溃。

在几种分割国民收入的方法中，罚款甚至比征税的负面结果更为严重。因为税率是既定的，企业和民众还有稳定的预期，但罚款多少却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期，这就使民众对投资和努力更加裹足不前。况且在这一特定案例中，承德当局直接对在国际市场上赚钱的人罚款，其示范效应就是关闭国内专业人员走向国际市场的通道，直接减少这一类国际劳务收入，是为加剧恶化经济形势的举措。

实际上，即使从承德本地或承德当局的长远利益出发，这种动辄罚款的荒悖举动也会恶化以后承德的经济发展乃至财政收入。如果承德当局坚持它罚款是对的，该程序员或者再也不做此业务，或者移居他地，承德当局罚的100多万只是一锤子买卖；而如果它显现出保护公民的正当收入的姿态，或许程序员的外包收入还可源源不断，对之征税还可细水长流。

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有着示范作用，它会吓阻所有有着类似业务的程序员和许多潜在的程序员的不敢再承接或进入类似业务，承德将遭受更多损失，权力部门也无法从他们稳定和持续的外包收入中征得税款。而软件外包工作甚至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利用国际互联网的便利，可以使本地人员足不出户便挣得外汇。这使得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为一个IT产业中心和高科技飞地。在大陆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当局反对“脱钩断链”的情况下，承德当局此举何其悖逆，何其愚蠢。

其实，在我们批评承德当局的时候，并非只是针对承德，而是对整个国家的一个警告。本来现在的权力当局已经习惯于不受约束，它们经常利用做公共决策的机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尤其到了经济下行的时候，它们更有可能倾向于在日渐缩小的国民收入中分割更大的比例。

除了增加罚款，它们还可以借供给紧张、物资不足而控制市场、实行配给。但这样一来，就会进一步摧毁市场制度；企业和民众减少收入份额，缺少自由选择生产和消费的权利，经济会进一步下滑。同时增加管制又制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产生大量腐败，惹得天怒人怨。为了平息众怒，当局又要反腐。

但在这时，“腐败”是没有权力的人付钱给有权力的人，为的是获得少许物资或摆脱管制的机会，使资源错置稍有缓解。一旦“反腐”，反而会进一步降低经济效率，减少经济产出，使经济走向崩溃。这是比经济衰退更糟的噩梦。

如何避免这样的结果？首先要有效约束住权力，使它们在财富减少时不要再增大自己的份额，而减少企业和民众的份额；不要以经济紧张为由对市场和企业施加更多的管制。而是相反，要大幅度、大规模地取消或减少已有的行政管制。不要动辄出台减少企业或民众权利的政策。

总之，大陆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不是所谓政策可以治的，它是一个制度问题。而制度与政策的区别在于，政策只是在既定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短期调整若干经济变量，在制度遭到破坏时它是没用的；而市场经济制度是长期稳定的，这依赖于政府机构长期不干预市场的稳定表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权力的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其它方面的力量。他们能够有途径、有手段和有能力对政府越界行为予以阻止，对权力侵害行为予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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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中制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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